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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作重要追憶序文完整手稿十五頁
文稿?十五幀?
1958年6月10日作
識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胡適。
梁任公先生死在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我從上海到北平，很想見他一面，
不料我剛下火車就聽見說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次日，任公先生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斂，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陳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斂。任公先生的許多老朋友，如貴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熱淚。在君和我也都掉淚了。二月初，在任公先生的追悼會上，大家都注意到丁在君的一副挽聯(lián)：“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边@副挽聯(lián)最可以寫出在君對于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任公先生和在君的友誼。
梁先生死后，許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肯擔(dān)任寫任公傳記的事。在君自己也有決心要寫一部新式的《梁啟超傳記》。為了搜集這部大傳記的資料，在君替梁氏家屬計劃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書札。這個征求遺札的計劃的大旨是請任公的朋友把他的書札真跡借給梁家鈔副本，或照相片送給梁家。
當(dāng)時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遺札，加上他的家信，總計大概有近一萬封之多。這樣的大成功是由于幾個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歲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筆可愛，他的字也很可愛，他的信札都是紙精、墨好，字跡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當(dāng)時國中沒有經(jīng)過大亂，名人的墨跡容易保存。
這近萬封的信札就是這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最重要的一批原料。此外，這部年譜還充分采用了許多同時人的記錄，如《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如任公的兄弟仲策（啟勛）的《曼殊室戊辰筆記》等等。這些記錄在當(dāng)時只有稿本，到現(xiàn)在往往還沒有印本流傳，都是不易得的材料。（戊辰是民國十七年，梁仲策先生這部《戊辰筆記》作于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可靠的傳記材料?？上н@部稿本后來已失落了。我舉仲策此書為例，要人知道在君編的這部年譜里保存了不少現(xiàn)在已很難得或已不可得的資料。）
在君開始聚集任公先生的傳記材料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忙的人，不能用全力來寫任公先生的傳記。民國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間，在君領(lǐng)導(dǎo)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西南地質(zhì)調(diào)查隊”，直到十九年夏天才從西南回到北平。民國二十年他做了北京大學(xué)的地質(zhì)系研究教授，從二十年秋季開學(xué)起，到二十三年六月，他在北大教了三年書。從二十三年六月起，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二十四年十二月他在湖南衡陽得病，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他死在長沙。
梁任公先生的年譜是在君先生在北京大學(xué)做教授的時期開始編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編人，他請了一位青年學(xué)者趙豐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編寫他在那幾年里搜集的資料。因為材料實在很多，又因為在君自己實在太忙，所以這部年譜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出這是一部草稿，沒有經(jīng)過最后的整理寫定。例如頁五二引《李宣龔與丁在君書》，本文說是“李宣龔氏給編者的一封信”。這是很清楚的在君自稱“編者”。但頁十二引梁思成《致在君先生書》，本文說是“梁思成先生給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頁十六也說是“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書”。這兩處都不稱“編者”了。
**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jīng)過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評注，然后寄回，——寄回給誰作綜合的整理修改，我現(xiàn)在已記不清楚了。我當(dāng)年也收到一部油印本，后來好像是寄還給梁家了。事隔多年，我仿佛記得是由梁令嫻女士，思成思永兩先生，思莊女士各位匯齊收到的油印本上簽注的意見，然后由他們決定請一位老輩朋友擔(dān)任修改這部初稿的巨大工作。丁月波先生（文淵）在此書的《前言》里曾提及林宰平先生“正在整理這部著作”。很可能的，林宰平先生就是梁家姊妹弟兄委托修改此稿的人。油印本好像是題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個題名可能是翁詠霓改題的，也可能是在君的本意。在君最初的意思是要寫一部現(xiàn)代式的《梁啟超傳記》，年譜不過是傳記的“長編”而已；不過是傳記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后編排著，準(zhǔn)備為寫傳記之用。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藏的這部初稿本。這部初稿本原藏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后來歸史語所收藏。?
丁月波先生在他的“前言”里，曾稱此本為“藍曬本”，那是不很正確的。這部《初稿》本是一部毛筆清鈔本。但其中引用的信件，或任公先生的詩文，或他種文件，都是剪黏的曬藍本。當(dāng)初編纂的計劃必定是把準(zhǔn)備引用的傳記資料，如信札及他種文件，一概都用曬藍復(fù)寫，以便剪下來分黏在各個稿本里。最早的草稿本的引文必定也是曬藍剪黏的。后來這部清鈔本的引文也就照樣用曬藍的資料剪黏了。??
月波又說，“其中經(jīng)（在君）二哥修改的筆跡，都歷歷可考?！蔽壹毧慈俊俺醺濉鼻邂n本，上面只有涂抹的筆跡，沒有修改的文字，實在無法可以指定那毛筆的鉤抹是在君的筆跡。大概這部初稿清鈔本的底本必是在君先生和趙豐田先生的草稿本，上面必定有在君親自修改的筆跡。據(jù)我的記憶，那部草稿本是送還給任公先生的家屬了。?
這部《長編初稿》的主編人是丁文江，編纂助理人是趙豐田。全部書有一致的編纂體例。除了最早幾年之外，每年先有一段本年的大事綱領(lǐng)，然后依照各事的先后，分節(jié)敘述。凡引用文件，各注明原件的來源。因為文件是曬藍剪黏的，故偶有模糊不能辨認(rèn)的字。又因為原料實在太多，趙君句讀標(biāo)點也不免偶有小錯誤。??
但這部《長編初稿》是大致完成了的一部大書。其中最后的一小部分可能是在君死后才趕完成的。（這是我的追憶，我不能斷定那一部分是在君死后才完成的。最后一年記任公先生之死，以及身后情形，都很潦草，顯然不像是在君看過的。）這部《長編初稿》保存了許多沒有經(jīng)過最后刪削的原料，所以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dāng)時都感覺，這一大批原料應(yīng)該再經(jīng)一遍刪削，方才可以付印流傳。??
但我們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認(rèn)，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世界書局的楊家駱先生受了丁文淵先生身前的委托，費了大力量把這部清鈔本重鈔了一部，用鈔本排印流傳，這件大工作費了兩年的時間，這是梁任公先生的朋友們和丁在君先生的朋友們都應(yīng)該誠心感謝的！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dāng)時也許有種種的顧慮，不愿意把這部沒有經(jīng)過最后修改的原料長編印行出來。但在梁任公死后二十九年，在丁在君死后二十二年，還沒有一部根據(jù)這部《長編初稿》寫出來的《梁任公年譜定本》，或《梁任公傳記》，——我們不應(yīng)該再等候了。我們感謝楊家駱先生把這一大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排印出來。我們相信這部大書的出版可以鼓勵我們的史學(xué)者和傳記學(xué)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們所代表的那個曾經(jīng)震蕩中國知識分子至幾十年之久的大運動。我們盼望，這部原料《長編》出版之后不久，就可以有新的、好的《梁啟超傳記》著作出來。
我們最感覺悲哀的是為這部稿本的流傳曾出了大力的丁月波先生竟不能親自看見這部大書的出版了！胡適。四七、六、十日。
參閱：《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出版：2. 《梁任公年譜長編（上）》圖版頁P15-27，丁文江撰，楊家駱主編，世界書局，1962年。
刊載：1. 臺北《自由中國》1958年7月16日，總第十九卷第二期P10、11。
著錄：3. 《梁任公年譜長編（上）》圖版頁P1-4，丁文江撰，楊家駱主編，世界書局，1962年。
4. 《胡適選集·序言分冊》P171，胡適著，臺北文星書店，1966年。
5.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P2711-2715，胡頌平編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年。
6. 《胡適年譜》P823，曹伯言、季維龍編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7. 《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上的胡適》P149，耿云志、聞黎明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3年。
8. 《胡適文集2·傳記 游記 散文》P256-260，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年。
9. 《胡適傳記作品全編（第4卷）》P277-281，耿云志、李國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
10. 《胡適研究論稿》P52，耿云志著，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7年。
11. 《丁文江文集·第六卷》P969-972，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12.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P651-654，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中華書局，2010年。
13. 《光焰不熄 胡適思想與現(xiàn)代中國》P230，周質(zhì)平著，九州島出版社，2012年。
14. 《閱讀梁啟超·文章與性情》P187-188，夏曉紅著，東方出版社，2019年。
15. 《泥濘足跡深》P318，朱文華著，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
16. 《近世先師梁啟超》P84，董芳奎、陳夫義，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4年。
說明：此為1958年6月10日胡適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撰序文的珍貴完整手稿，堪堪十五頁。當(dāng)時胡適自美返臺擔(dān)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手稿即使用該院專用稿紙。上以黑藍紅三色筆分次圈劃刪改，留下累累校改痕跡，終成付印之定稿，胡適文思演進，行文推敲的過程展露無遺。
難能可貴的是，本序文稿應(yīng)系晚年胡適有關(guān)與梁啟超交誼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唯一公開著述。他在1958年4月返臺后院務(wù)纏身，忙于四處演講，著作本就大為減產(chǎn)，回憶性的文字獨此無他。而胡適、梁啟超兩位哲學(xué)偉人的思想碰撞，如新文化運動的兩道旋渦，推搡著民國整個學(xué)界涌動先前。胡適少年學(xué)堂時期便受梁啟超思想啟蒙，因任公而癡迷哲學(xué)，尤其鐘愛其《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在《四十自述》中稱“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胡適處女代表作《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便是對梁《大勢》一文的衍伸與補編。1920年春經(jīng)林長民牽線，“迷弟”胡適與偶像初晤。此后二人間既有墨子研究上的同道惺惺相惜，也有梁著《清代學(xué)術(shù)史概稿》里對胡適中肯意見的謙誠采納，更有1922年在北大哲學(xué)社圍繞《評胡適<哲學(xué)大綱>》展開的激烈辯論，再至胡適本著“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原則而對梁氏《墨經(jīng)校釋》提出的直率批評。種種糾葛都因1929年1月20日梁任公故去，胡適在追悼會上的那句“我趕來遲了八小時”的哀嘆中劃上句號。他這位知己贈上的挽聯(lián)“文字奇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用來概括梁啟超一生，最為恰當(dāng)不過。當(dāng)日胡適日記里曾評道：“任公為人最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有人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而至于往日的學(xué)術(shù)交鋒則全然冰釋“任公有時會稍露一點點爭勝之心，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該手稿的撰寫、影印、出版工作全都是由胡適本人趕在過世前親自主導(dǎo)完成的。序文脫稿的次月，便即一字不差地刊載于《自由中國》第十九卷第二期（1958年7月16日）上。手稿則交予世界書局主編楊家駱，逐頁影印，盡數(shù)出版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圖版頁中。序文中稱楊氏光重鈔鈔本即費時兩年，可見《初稿》付梓之耗時耗力?？上Шm未及1962年10月該書正式面世，便早于當(dāng)年2月駕鶴西去。這一重文，后續(xù)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胡適選集·序言分冊》（文星書店版）以及《丁文江文集》等重要著作中均有通篇收錄。
手稿中胡適依次采用藍黑色鋼筆、藍色圓珠筆和紅色鋼筆三種字跡進行書寫校刪，分別代表他擬稿、續(xù)稿、終稿的三段式寫作順序，可見行文斟酌之慎。（一）段由首頁至第七頁，以藍黑鋼筆歷數(shù)丁文江在世時期主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過程，此間直接劃去繁復(fù)語句，隨寫隨憶的舊日場景則實時添入，是為草擬初稿及一校。如：第二頁在“梁先生死后”刪去“有許多身后未了的事”，插入“許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肯擔(dān)任寫任公傳記的事”；又第五頁有關(guān)“西南地質(zhì)調(diào)查隊”，刪去“他自己從重慶南行，到貴州的遵義，由遵義到新大定，東行到貴陽，又南行”的丁文江足跡。（一）（二段）間以**雙星號分隔，先自第七頁至結(jié)尾以藍色圓珠筆講述丁文江歿后，丁文淵、翁文灝、楊家駱等人繼承其遺產(chǎn)，接力《年譜初稿》整理工作的事跡。再回到文首，擬定全文標(biāo)題。同時貫通前段，再行增刪，是為續(xù)稿和二校。如：第五頁（一）段突然出現(xiàn)圓珠筆字跡，有關(guān)丁文江其人，將“他已不是一個閑人，沒有功夫來專做任公傳記”改為“他是一個很忙的人，不能用全力來寫任公傳記”；第十三頁，在“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與“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之間插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三）段則是以紅色鋼筆統(tǒng)籌全文，進行最后的補充調(diào)整，力求文字嚴(yán)謹(jǐn)準(zhǔn)確，是為終稿與三校。如第三頁在“當(dāng)時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遺札，有近一萬封之多”中間以藍黑鋼筆將原插入的“好像”改為“加上他的家信，總計大概”；第十四頁在“但在丁在君死后二十二年，還沒有一部根據(jù)這部《長編初稿》寫出來的《梁任公年譜定本》”前補加“但在梁任公死后二十九年”。
上述諸般推敲痕跡在后續(xù)的著錄序文中是無法體現(xiàn)的，這一維持原貌的手稿正是胡適所言“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最可寶貴，最值得保存”的史料?！焙笫馈昂m學(xué)”學(xué)者們可珍之。乘此序文，也正可“鼓勵我們的史學(xué)者和傳記學(xué)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們所代表的那個曾經(jīng)震蕩中國知識分子至幾十年之久的大運動”。
是篇序文也是晚年胡適對故人梁任公與丁在君的最后紀(jì)念。開篇即追憶二十九年前梁啟超過世、入殮以及追悼會上的哀情。丁梁二人相識于任公旅歐的1918年，綿延二十年的管鮑之交濃縮在丁文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的挽聯(lián)上。胡適從清華、北大、中研院一路走來，與亦師亦友的二人羈絆皆深，由丁文江為任公撰譜，胡適寫序，是最合適不過。
至于丁文江編寫《年譜初稿》過程中的種種大事本序皆著墨甚重，逐步推進，乃至后續(xù)丁文淵、翁文灝接手成書，均考證記錄無遺。分為：（一）先替“替梁氏家屬計劃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書札”以充年譜原料，任公遺札加上家書總計有一萬通之多。（二）輔以同時期康有為《南海先生自編年譜》、梁啟勛《曼殊室戊辰筆記》等著作補助之。（三）聘請顧頡剛門生趙豐田為助手，整理編寫搜集到的材料。由于《年譜》編寫工作是在丁文江地質(zhì)考察的間隙進行，因此始終未脫初稿階段。丁文江過世后，（四）由友人翁文灝（詠霓）將初稿本油印幾十部分送任公先生親友，審查評注一編后寄回，交專人林志鈞（宰平）整理修改。初稿底本送還梁家，清鈔本則由中研院史語所保管。（五）世界書局楊家駱先生受丁文淵委托，將清鈔本重鈔，終以鈔本排印流傳。
此間亦憶及任鴻雋（叔永）、陳寅恪、周詒春（寄梅）、蹇念益（季常）諸位學(xué)界同好；梁思成、梁思永、梁思莊、梁令嫻等譜主親屬。
序文手稿第五頁則完全是胡適對丁文江這位摯友最后七年生命的回溯，旨在給讀者勾勒丁氏這位“很忙的人”編寫《任公年譜長篇》時的生涯輪廓。主要提及1929年至1930年夏，丁文江領(lǐng)導(dǎo)的中研院地質(zhì)研究所“西南地質(zhì)調(diào)查隊”。他長途步行，由重慶南至貴州遵義，再到新大定，東至貴陽。一路看石繪圖，在上古生界地層考察上取得優(yōu)異成果，1931年總結(jié)后發(fā)表為《豐寧系地層學(xué)》，所提出的層序系統(tǒng)至今仍為地質(zhì)學(xué)界所沿用。返京后的三年里擔(dān)任北大地質(zhì)學(xué)教授、中研院總干事，皆與胡適共事。直至1935年1月5日在湖南衡陽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而病逝。
在撰寫此序前不久的1956年，胡適曾將晚年最看重的一篇傳記作品獻予丁在君，便是在《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jì)念刊》上發(fā)表的十二萬字《丁文江的傳記》了?！耙浴庇蟹Q：傳主逝世二十年來“天翻地覆大變動，更使我追念這一個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 ，友誼可鑒。
另外，胡適還藉此序闡釋其關(guān)于編撰年譜和傳記作品的理論見解。胡適強調(diào)寫傳時應(yīng)對各方面史料盡可能的保存充分，此為評判傳記優(yōu)劣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他之所以認(rèn)為《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最值得印行”，也正是鑒于這部“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稿本有“最值得保存”的“最可寶貴的史料”。胡適對于梁氏家屬放棄刪削初稿，是極為感激的。丁文江作此年譜“最初的意思是要寫一部現(xiàn)代式的《梁啟超傳記》，年譜不過是傳記的‘長編'而已。不過是傳記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后編排著，準(zhǔn)備為寫傳記之用?！边@一初衷和胡適“年譜為傳記的先行而服務(wù)”的見解不謀而合。
年譜出版時，丁文淵曾在“前言”里稱中研院史語所藏初稿本為“藍曬本”。胡適在序文提出異議，“《初稿》本是一部毛筆清鈔本。但其中引用的信件，或任公先生的詩文，或他種文件，都是剪黏的曬藍本?！?br>不過由于年代久遠，胡適本人的回憶似亦出現(xiàn)偏差。1983年中華書局版《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中趙豐田有關(guān)“林志鈞的參與情況”即有出入。胡序有言“很可能的，林宰平先生就是梁家姊妹弟兄委托修改此稿的人”；趙之“前言”則稱，直到1948年《初稿》的修改工作仍在進行，根據(jù)陳叔通贈予上海圖書館的《初稿》油印本，陳叔通、何天柱、賈毅安以及梁啟勛、梁思成、梁思順等親友均提出刪改意見數(shù)百余種，非林志鈞一人可為。林氏受委托修改編輯的實是1932年版《飲冰室合集》，胡適在此一節(jié)或有所記憶混淆。
HU SHI IMPORTANT COMPLETE AUTOGRAPH MANUSCRIPT OF THE FIRST DRAFT OF THE CHRONICLES OF LIANG RENGONG
Fifteen pieces
Dated June 10, 1958
Published: 1. Zi You Zhong Guo, vol. 19, issue no. 2, pp. 10-11, July 16, 1958
Illustrated: 2. Chronicle of Liang Rengong, vol. 1, pp. 15-27, World Book Company, 1962
Literature:
3. Chronicle of Liang Rengong, vol. 1, pp. 1-4, World Book Company, 1962
4. Selected Works of Hu Shi, p. 171, Taipei Wenxing Bookstore, 1966
5. The First Draft of the Chronicles of Hu Shi, vol. 7, pp. 2711-2715,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1984
6. Chronicle of Hu Shi, p. 823,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9
7. Hu Shi in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p. 149, SJPC, 1993
8. Work Collection of Hu Shi: Biography, Travelogue and Essay, pp. 256-26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9.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Hu Shi's Biographic Works, vol. 4, pp. 277-281,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1999
10. Essays on Hu Shi Studies, p. 52,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11. Work Collection of Ding Wenjiang, vol. 6, pp. 969-972,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12. The First Draft of the Chronicles of Liang Rengong, pp. 651-654,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13. Hu Shi's Thoughts and Modern China, p. 230,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2012
14. Reading Liang Qichao·His Writings and Temperament, pp. 187-188, Oriental Press, 2019
15. Ni Ning Zu Ji Shen, p. 318,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6. Liang Qichao, The Modern Master, p. 84,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4
27.5×21cm×15??
RMB: 800,000－1,200,000
作者簡介：胡適（1891～1962），原名洪骍，字希疆，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留學(xué)美國，先后入康奈爾大學(xué)和哥倫比亞大學(xué)研究院，分別獲文學(xué)士及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xué)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著名人物之一。歷任中國公學(xué)校長、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北京大學(xué)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
本拍品處于保稅狀態(tài)下，無法在拍賣現(xiàn)場提貨。詳情請見《拍賣規(gu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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